原告是否同意被告委托律师全权代理,市县领导

作者: 小说推荐  发布:2019-10-13

话说广电局的聘请的高手律师如愿之后,广电局的法定代表人、局长大人,把初级法院的驳回原告起诉的“裁定书”,复印了十几份,给各部门、各股室负责人办公室里都发放一份。十分高兴地宣传:“广电局胜利了。法院就说他原告是‘瞎胡来’,驳回了他的无理起诉,这无疑是给他的无理要求一次当头棒喝!”这个消息,不胫而走,影响深远。
  原告接到电话,赶到法院,手拿着“裁定书”表示心中不服。法官说:“如果有不同意见,你可以去市中级法院上诉。有时间限制,不要过期啊。”
  原告说:“我不服。我会继续找上级法院领导的。市中级法院不行,我就去省高级法院,省高级法院不行,我就去北京最高法院。我就不信,被告的能力超过全国人大常委会!”
  原告如期到中级法院,交了上诉状和上诉费用50元。回到单位等待通知开庭。半年过去了,中院没有开庭,就下了“裁定书”,和原来“初级法院意见一样。”
  原告在上诉过程中,也认识不少其他案件的原告,他们经过中级法院、省高级法院、最高法院来回跑了几遍,终于胜诉了。鼓励、支持、声援、支招,官向官民向民,上访群众和上访群众是一家人。
  原告也是来回跑了几遍,省高级法院给原告写了函,建议“中级法院重新审理”。市中级法院的院长、纪检书记,签字,抓落实。给原告出谋划策的人不少,有建议叫找检察院的;有叫找全国政协委员、人大代表的;有叫找市领导的;有叫找省领导的;有叫国务院总理、副总理的;有叫找记者的;有叫找“打黑英雄”的。常言道:有病乱投医。转眼三年过去了,有一位省高级法院的高手领导,又叫原告找县领导。很明显的案件,阻力不小。第四年,广电局的局长退第二线了。不少人说:“现在快找县领导吧,再等几年,局长一死,就更不好办了。”
  原告听从高手领导的指点,接着找现任的县委书记、县长,县领导签字,批转给新成立的督查局,找新的局长落实。新局长不会不知道事实根据,他也不想花大钱请“好律师”。当然,老局长还是想花大钱请律师,保护自己的面子,但是,没有什么领导来为他报销,他再想花大钱,已经花不起了,有钱也不是万能的。新局长也不愿意干赔本的事情,花大钱保护单位原来老局长的“面子”,得罪原告、不听县领导的招呼,已经没有必要了。
  原告胜利了,拿到了一万多元的“补发工资”。群众说:“这个结果是意料之中的,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嘛。捣鬼有术,也有效,但是一定有限。只是广电局白用原告一万多元,四年无息贷款。这个老局长,太那个了。不行善、没有积德,不知他死后,会不会下油锅?”
  原告也不要“利息”了。但是,人过留名雁过留声,人要有志气,人应该有一种“精神”。鲁迅先生说过:中国的脊梁。如果鲁迅先生活到现在,他会说什么呢?我想:他可能要说“痛打落水狗,退位的违法官员,正是正义剑客出手打击的好时机。反腐倡廉,需要一种剑客精神。”

话说广电局领导,接到法院用特快专递邮来的“传票”,局长是法定代表人,应该坐被告席的。有几个局长,想坐被告席的?坐酒席、坐凉席、坐苇子席、坐什么“席”也可以,坐主席台也是常事,反正不想坐被告席。
  官不想办的事,只要有钱,可以委托“代理人”去办理的。打官司找律师,在法治社会,谁不知道这个律师的重要性?
  局长是单位的头儿,不怕花钱,工作忙,花钱、花大钱请了当地一名高级律师。律师写了委托书,看了文件,信心十足。
  开庭这一天,原告到庭,被告的律师也来了。庭长问:“原告是否同意被告委托律师全权代理?”
  原告不解,律师说:“一样的,按事实、按法律条文审理,不会有问题的。”庭长也说:“一样的。”
  原告说:“一样,就放心了。同意。”
  庭长说:“同意就可以开庭啦。原告读起诉书。”原告刚要读起诉书,被告律师说:“我看过了,不用读了。”
  原告说:“不用读,我就不读了。”庭长说:“被告读答辩书。”
  被告律师读道:“原告起诉的事实,不清,被告没有错误,原告不应该起诉广电局,而是应该起诉第三方。”
  原告问:“什么是第三方?我就是起诉广电局。”
  被告律师说:“广电局是第二方,原告不知道第三方的责任,我们认为,法庭应该驳回原告的起诉。”
  庭长说:“休庭,下来,你们可以协调一下,原告不妨请律师咨询一下第三方,被告也可以再找一些证据。”
  原告知道休庭的意思。问被告律师:“什么是第三方?”律师说:“律师是有原则的,我是被告的律师,一切为被告辩护。你可以找一名律师。”
  原告说:“你就是被告花钱雇来的说客。问花钱请律师,打赢官司,还不够本钱,我傻呀?”
  律师说:“那你就不要打官司了。”
  原告说:“我知道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,不用花钱的。”
  “你去问一下,有没有免费的午餐?不花钱,你能请来不花钱的律师?”
  原告去了,一问,真的不够条件,真请不来。那就去信访,信访也是可以摆事实、讲道理的,领导也是明白道理的。于是,在中国,近几年了,涉法涉讼的信访案件,不断增加。是中国特色吗?

  三天之后,广播电视局就有人打电话给我,说:“听说你收到举报信了?第一行就写了,各位市县领导,你们好。把你当成市县领导了?”
  “你听谁说的?开什么玩笑呀。”我想知道他的信息来源。
  “你收到一封信,在你的办公桌上放着,信封是打印的字体,对吧?”看起来人家知道的够清楚了。于是我就说:
  “我烧了,看那信也没有多少意思。没有署名,就是匿名信的。市县领导也可能收到了,可能交给有关部门处理的。我是没有权力批示的。”
  “里边写了什么?给咱们透露一些情况吧。”
  “我也不知道信里边的内容是真是假,就不说了吧。”我不想传播不可靠的信息。
  “听说信里边写的大贪官有八个情妇,七套房,问题还不小的。”
  “你调查清楚了,是八个情妇吗?也许有十八个情妇呢?七套房,也许前几天卖了一套房呢?你能说得清楚吗?匿名信,的确没有什么意思啊。我也不想提这一个匿名信的事情了。好吧。”我的话,对方已经知道了。
  “好吧,我也不为难你了。你不想说就算了吧。”
  同事听了,就说:“这是谁传出去的?我没有说出去呀。”
  “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谁爱传出去,他就传出去吧。”我有了一些无奈的。
  一周时间,就有五个人打电话问我这一次来信的事情,有六个见面给我提起这一件来信的事。其中一个还说:“咱们俩的关系这么好,你必须把那一封信拿出来给我看看。我看看信里边到底写的真不真?”
  “我烧了,怎么给你拿出来。你要想看,就去广播电视局说一下,谁给我来的信,就说我把信烧了,叫他们再给你邮寄一份,直接给你一份,也省了邮寄费的。”我给他指了一个看信的途径。
  “我不知道谁给你来的信呀。”
  “我也不知道谁给我来的信。信封上没有看出来谁写的,信里边也没有看出来谁写的,就是匿名信的。”
  “他们给你邮寄举报信,不给我邮寄一份,真不够意思呀。”看起来了,他看不到这一封举报信就有了一些失意的。
  
  周一刚开过会,任主席就把我叫过去到他的办公室,给我说:“你来文联半年了吧?县领导给你调入文联了,工资高了,你还不满意呀?你在市中级法院又上诉了,全市七八个县几十万从部队回来的,只有你一个人,把广电局局长起诉到法院了。你看看你办的是什么事?这不是瞎胡来吗?”
  “我先说一下,在法院第一次叫起诉。我找人写了起诉状,法院立案了,法官看了起诉状,要审理,半年时间,法院驳回起诉了。当时法官给我说:如果你有不同意见,可以上诉市中级法院的。我有不同意见,就听法官的话,上诉到中级人民法院了。县领导给我调入文联之后,中级法院给我联系,我不能不去吧?过了半年时间,中级法院给我一个裁定,告诉我:如果有不同意见,你可以到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的。你说我有不同意见,是不是应该去省高级法院申诉?”
  “如果省高级法院给你一个文件,你不同意,你是不是还要到北京去找最高法院呀?”任主席看着我问。
  “电视台、报纸报道过一些冤案,有的人,就去了北京找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,最后不是无罪释放了吗?”我看着任主席不想放弃自己的权利。
  “你说的是,你去北京找最高人民法院,也是有道理的。你来文联还干工作不干了?”
  “我干工作呀。如果法院需要去,我请假,你不同意请假,我找县领导请假。谁没有需要请假的事情?”我不想放弃自己的权利。
  “你不怕麻烦,你就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吧。”任主席同意了我的观点。
  “自然主席您同意我去法院了,刚才说我瞎胡来,是怎么回事?”我这一个问话,任主席就沉默了一会儿,提高了声音说:
  “不是我说你瞎胡来的。是宣传部周部长说你瞎胡来的。”任主席说了这话,马上站起来就要出门。
  “我到中国的法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,周部长说我瞎胡来,他想叫我去哪一国的法院去?我现在就找他去。”我也站起来准备离开主席办公室。
  “好吧,你去找周部长说一说,也好。”
  我找了四次,才找到了周部长。我简单说了情况,周部长说:“我没有说你瞎胡来的。你需要请假,就按照规定请假,需要宣传部提供方便,尽量给您力所能及的帮助。”
  我听了周部长的话,就心里有了数。
  法院的审理,也是排队的,我问了一些情况,按照一般惯例,在市中级法院交费之后,也是需要几个月时间,甚至半年时间的。我就耐心等着吧。
  
  我平静下来一周多时间,早晨七点五十分,电视台记者郭德洲打电话给我说:“你干什么呢?”
  “正在上班路上呀,马上就到文联办公室了。”
  “有一个事情,不知道你听说了没有?”郭德洲说话的声音很美,我听出来是笑着说的。
  “这么高兴?什么好事吗?”
  “电视台大门口,贴着一个大字报,好几个人正在看呢?”
  “写的是什么?你去看一看,有什么内容,一会儿给我说一下。”
  “看不到了,办公室的人来了,给撕下来拿走了。你知道谁弄的不知道?”
  “我不知道。”我平静地说。
  “不知道,就算了吧。”郭德洲挂了电话。
  我到了单位,就见到了一个在大院门口吃早点的熟人,他笑着说:
  “你赶快去看看,开封包子楼门旁边,有一个大字报,写的是广播电视局的举报材料,好几个人在那里看呢。”
  我马上走过去,一看已经没有了大字报。我问:“我听说这地方贴着一个大字报的,谁看到了?”
  一个路人微笑着说:“你来晚了,刚才来了几个保安,给揭走了。大字报上写了八个情妇,七套房,三个门店的。”
  我问了保安,一个认识我的保安,小声给我说:“领导叫我们的保安找了一下,大门周围,找到了十多张,揭下来全部给领导上交了。”
  晚上,郭德洲给我打电话说:“电台后门,也有一张大字报的。张德国看了就大声读:大贪官八个情妇,七套房,三个门店……,正在读着,背后来人踢了他一脚。他回过头看了一下,认识,是局长提拔起来的黎股长。他问,你踢我干什么?黎股长说:你赶快读吧。张德国再转身看大字报,已经不见了。几个人低声说:你读什么?等着领导批你吧。”
  第二天,广播电视局电视台的编辑记者就在采访的时候,听到了这一个大字报的传闻。其中涉及到了广播电视局内部的女人,就不高兴了。有的女人很生气,骂骂咧咧地说:“我要是知道了是谁写的,我打死他个龟孙子。”
  有的女人就沉默了,低着头走路,低着头做事,没有了往日的喜笑颜开和欢声笑语。
  局长当然也黑着脸,没有了往日的优越感。副局长们也沉默了许多。和局长关系好的人,非常生气;和局长有矛盾的人,就有了茶余饭后的谈资;平时不那么说话的大多数,遇到这样的事情,也不知道如何是好。
  三位女记者见了我,微笑着说:“你离开广电局电视台了,跳出了火坑。你看现在广电局成什么了?昨天早晨,大家议论的大字报,你知道吧?”
  “郭德洲第一个给我打电话告诉我的。电视台门口有了大字报。我叫他看了给我说一下。他说前边人多,自己近视,想向前挤一下看清楚,还没有看到,就被办公室的人撕下来拿走了。”我说了自己的第一次信息来源。
  “你要是想办法能拿到一份,给咱们看看长一点见识吧。”女记者也是有好奇心的。
  “好吧,如果我拿到了,就给你们打电话说一下。”
  大字报的事情,过去两周时间,大家几乎快要忘记了。我也快要忘记这一件事了。是文联任主席给我谈话,让我再一次气愤并且激动起来了。
  周一上午开会才几分钟。会后任主席把我叫到主席办公室,好像有一些神秘地说:“广播电视局,你的老单位。出了一个稀奇事,你知道吧?”
  “什么稀奇事?我不知道的。”
  “大字报的事情。”
  “这一件事,十几天了呀,我听说过了。”我平静地说。
  “你知道是谁弄得吧?”
  “不知道啊。”我还是平静地说。
  “我问过了文联十几个人,他们都不知道的。难道说你也不知道吗?”任主席说着就提高了声音。
  “他们都不知道,我为什么必须要知道?我是他们的老师?”我对任主席这样的口气有了兴趣。
  任主席马上提高了声音,质问道:“大字报是不是你弄的?!”
  这一个质问,激怒了我。我马上大声说:“你写清楚,给我签字。我马上报案,叫公安局来破案。”
  “不是你弄的,就算了吧。破什么案?我问了文联的人,他们都不说破案。我问你多了吗?”任主席声音低了下来。
  “你看见我弄大字报了?谁叫你问我的?是书记、县长叫你来问我的?”我生气的问他。
  “我的同学在检察院门口看见广电局的大字报了,不是你就算了吧。大字报和文联的同志没有关系,我也就放心了。”
  “你放心不行呀,我的心里还有气呢。你把你的同学叫过来,我叫民警来问他,只要破了案,就无人怀疑我了。”我真想马上破案,证明自己和大字报没有一点关系的。
  “现在我就相信你了。你马上干自己的工作去吧。我也要去新天地宾馆开会了。”任主席放了一炮,自己就没有事了。
  “我会想办法给你破案的。你不说你的同学是谁,我也可以有办法的。”我的自信,让任主席很满意,他微笑着说:
  “我等着你的好消息。”任主席说完就下楼走了。
  我回到我的办公桌旁边,同事就嘻嘻哈哈的说:
  “也可能有好消息,也可能有坏消息的。”
  我也气愤地说:“脑子进水的人,才每一天怀疑我弄大字报的。”
  同事笑着说:“任主席这么关心广电局的事情,他的孩子还在广电局上班的。大字报是举报广电局局长的,他要是审问你,认定是你弄的大字报,广电局局长就好感谢他这一个神探的。”
  我也想到了任主席和广电局领导的这一层关系的。 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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